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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斯拉沃熱·齊澤克: 哲學家應以樂觀的方式傳遞壞消息
    2021-12-21 15:48 來源:時尚先生網

    回首自己的成長經歷,斯拉沃熱·齊澤克有時會想,如果人生中的一些重要事件沒有發生,自己會變成怎樣的一個人?

    在斯洛文尼亞首都盧布爾雅那,幾乎沒有人不認識齊澤克。這個72歲的老人,或許是整個斯洛文尼亞最出名的人。在首都街頭,見過齊澤克的人都會提起這個表達欲旺盛的哲學家。只要在有人的場合,齊澤克就會風格狂肆,旁征博引,宏大論述,令人眩暈。說話時,他總是滔滔不絕,肢體動作難以自控。

    哲學家往往像是安靜的匠人,醉心于修筑自己的概念宮殿,抽象的表述、繁密的論證是技法,也是修行,在純粹的思辨中獲得不足與外人道的快樂。由于齊澤克一直以來非;钴S的公共言說,人們常常忘記他其實也是這樣的哲學家。對哲學家而言,公共言說雖是責任,但也是險途,常?赡苷兄抡`解,還會被認為“夸夸其談”,為同行所輕視。

    齊澤克沒有這些顧忌,也沒有沉湎于純粹哲學思考的快樂中,而是經常忍不住要關心這個世界,在純哲學研究之余,“花很少的時間”洋洋灑灑寫一篇對時局的分析或是對某部電影或美劇的評論。

    齊澤克成長于前南斯拉夫時代,這樣的特殊經歷,帶給了他有別于英美,也不同于東歐知識分子的問題意識。他認為自己是左翼的同路人,但是也時不時發出“挑釁”,以“懷疑主義的、殘暴的”方式向左翼提出質疑,目的是為了討論真問題,同時也錘煉自己的同盟:如果可以招架齊澤克的三板斧,那么面對帶有惡意的敵人也能夠做到沉著冷靜。

    回首自己的成長經歷,齊澤克有時會想,如果人生中的一些重要事件沒有發生,自己會變成怎樣的一個人?

    他曾講起毛姆筆下的故事:有一位教堂司事在某個教堂里工作了二十年,生活很貧苦。有一天,一位牧師發現他其實不認字,就把他解雇了。此人非常憤怒,但也沒辦法,在回家的路上,他想去買包煙。這一天他才注意到,一路都找不到煙草店,所以拿出積蓄開了一家,之后經營成功,沒幾年,他發財了。有一天他去銀行存錢,經理發現他大字不識一個,于是驚呼,“你賺了那么多錢,卻不會讀也不會寫?我的天,如果你會讀會寫,現在會成個什么樣?” 此人回答道:“那樣的話我還是教堂里的窮司事。”

    齊澤克想過,如果求學階段沒有遇到來自當局的壓力,如果博士畢業后沒有失業五年,自己現在或許就是盧布爾雅那大學“一個冒傻氣的教授”。讓他覺得諷刺的是,自己身上發生的“最幸運事件“,恰恰是上世紀70年代中期,前南斯拉夫當局轉向強硬路線之后,自己所遭遇的對待。

    當經濟危機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侵襲前南斯拉夫時,祖國的景象令齊澤克感到難過,他看到了當權者徹底的犬儒主義。齊澤克有兩位朋友在中央委員會工作,他們真誠地相信前南斯拉夫的意識形態,卻因此丟了工作——對于前南斯拉夫當時的當權者來說,真正信仰共產主義的人是可疑的。

    齊澤克在那時已經看到,前南斯拉夫是一個“矛盾的國家”,六個共和國之間,并沒有統一的統治思想。而統治者鐵托,“像是歐洲貴族:他不關心經濟或藝術,他只在意兩件事:國際外交和戰爭。”他后來意識到,或許從70年代起,前南斯拉夫就已經開始逐步走向瓦解。

    雖然同樣身處共產主義陣營,但齊澤克和東歐國家的知識分子接觸并不多。他覺得,因為每個國家的結構不同,不存在一個統一的陣線。在捷克斯洛伐克,米蘭·昆德拉的抵抗是從追求日常的快樂出發。而波蘭有著更長的左派社會抗議傳統,只是后來,右翼民族主義者上臺了。

    最近幾年,席卷世界許多國家的民族主義浪潮讓齊澤克感到十分擔心。2017年左右,克羅地亞曾有兩個組織在同一天呼吁示威游行,一邊是工會,理由是爭取更多就業、解決腐敗問題;另一邊是民族主義組織,理由是反對在公共設施上同時使用西里爾字母(注:克羅地亞的克族和塞族使用同一種語言,但塞族使用西里爾字母)。結果,只有一百多人參加了工會的示威,但有20萬人參加了民族主義者的示威。齊澤克舉出這個例子,以此來告誡人們,永遠不要低估民族主義情緒的力量和暴力。

    “我們最大的敵人是民族主義,民族主義激增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災難。我們正面臨著迫在眉睫的生態災難,但民族國家對此束手無策。”齊澤克說。

    在疫情開始之前,齊澤克說,當今的世界需要更多的區域合作:至少在同一個地區的各國要聚集在一起,不是侵入彼此的生活,而是共同制定一些最低標準。比如在歐洲,如果歐盟崩潰了,就會變得非?膳,民族主義將會波濤洶涌。

    這些年來,歐洲右翼的崛起,更令齊澤克感到危機似乎迫在眉睫。“今天西方世界更類似于‘一戰’前的局勢。”他說。這是因為,新的多極化世界正在浮現,但規則尚不清楚,所以,現在的情況甚至比雙方都尊重基本規則的冷戰時期更危險。

    更要緊的是,歐洲人似乎正在忘記自己的歷史。

    作為一名左翼旗手,齊澤克如今對社會民主主義的未來已經不再樂觀。從長遠來看,他認為社會民主主義是不夠的,“人類能夠繼續生存下去的唯一途徑是更加激進的措施”。

    他提到伯尼·桑德斯。2016年桑德斯參選時,因為自己的左翼立場飽受爭議,甚至有人說,他想要毀掉美國。但齊澤克覺得,如果用50年前歐洲的標準去衡量桑德斯的計劃,可以看到后者的主張其實是“溫和的社會民主制度”。齊澤克希望人們意識到,“我們必須往前走得更遠,社會民主制度對于未來是不夠的。但是在今天,當然是唯一選擇。”

    上世紀90年代初,蘇東劇變之后,齊澤克本以為東歐會走向一個更自由的社會民主體系,社會主義遺產的一部分會以某種方式存活下來。即使東歐各國走向資本主義,也應該是“一個更具社會意識、更多團結互助的資本主義”。但這種情況似乎并未發生,“甚至純粹的自由主義也沒有發生,反倒是民族主義、保守主義以非常有力的方式爆發了”。

    齊澤克認為,在許多選擇中,東歐選擇了最差的一個。從那時起,他就開始對歐洲的右翼潮流保持警惕,F在,當有人提出一個新的大解決方案時,齊澤克總是會問,“但它有什么可能的不良影響?”在他看來,這才是哲學家們的任務。

    哲學家的另一個任務,則是去指出,即使非常中立的簡單陳述背后都會有某種意識形態。齊澤克舉例說,我們都反對種族主義,但是它在意識形態上總是經常被神秘化。在今天的西方,一提到種族主義,就會有許多人主張要寬容、相互容忍等,這是一個看起來非常中立的簡單陳述。但是種族主義的問題不是寬容,因為在這種寬容的概念背后,存在著這樣一種觀點:我們只要相互容忍就足夠了。在齊澤克看來,這并不足夠——除了寬容以外,還有社會問題、剝削等需要被考慮進來。

    他說,哲學家的存在,不是為了給人們帶來好消息,而是以樂觀的方式告訴人們壞消息。今天的哲學家,不能只為大問題提供簡單的答案,要批判性地分析問題如何被提出,讓人們看到什么是假問題,哪些提問方式是錯誤的。

    齊澤克自己是這樣的哲學家。他幾乎會對所有人“開炮”。在特朗普當政的四年里,他對美國左派的批評尤其激烈。他說他討厭“有著錯誤的理想主義且虛偽的左派人士”。他喜歡的是有現實主義的左派——有很高的理想、準備好做出艱難決定。他擔心的是,如果歐洲找不到這樣的左派,那么歐洲會被右翼民族主義者席卷。

    在如今這樣一個民粹主義高漲的時代,知識分子的位置顯得格外重要。對知識分子,齊澤克繼續開炮:“他們比看起來更自戀和傲慢,但同時又敏感。即使看上去似乎是驕傲的人,不害怕激怒大多數人,但他們仍然喜歡按照能夠吸引大多數人的方式行事。”

    有人認為,互聯網的崛起讓知識分子的音量變得微弱。但齊澤克對此表示謹慎。他覺得我們不應該對過去過分理想化,F在我們要做的,是保持對專業知識的信心。

    思路無涯。幾十年來,齊澤克在知識界與許多人有過論戰。美國哲學家、語言學家喬姆斯基,或許是齊澤克最大牌的反對者。但齊澤克還是愿意以喬姆斯基為例,勉勵后來的知識分子們:即使曾經被整個系統忽視,但喬姆斯基還是幸存了下來,最終讓自己的聲名響徹學界。

    喬治·奧威爾曾說:“唯一重要的自由,是告訴人們他們不想聽的事情的自由。”齊澤克認同這句話。對他來說,這才是一名知識分子應該做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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